序言：

在北宋时期，京城汴梁集中了大量的人口，他们生活生产所需的物资大多是通过漕运得到的。漕运，即通过大运河把东南地区的金银米布茶盐等，用船舶送到京城。漕运经过的路程很长，有的航道大船无法通行，就要通过中转的方法，将货物转运到其他船只上。这个方法总体上利大于弊，但北宋朝廷为了搜刮更多的钱，破坏了“转般法”，并实行了表面上很好的直达法，但是实际效果很不好，最严重的是运河水路变得不通畅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自隋朝开挖大运河以来，中国南北之间的交通更为方便。对于把都城建立在北方的王朝来说，通过大运河，不仅可以很方便地向南方派兵，而且可以很便捷地从南方调动物资。所以隋唐五代都把运河看作生命线。宋朝建立后，成功地向南扩张了领土，北方却被强悍的辽朝占领着。

于是，富庶的江南成了它最大的粮仓与金库，因此大运河承担的责任更为重要。

大运河自身的情况

大运河是一条人工建造的河流，它的走向是不太自然的。在中国，大江大河的走势多是自东向西，这是因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，水向低处流，才自然形成的。而大运河是南北相通，各地之间高低不齐，水流没有一个统一的走向。比如说，运河经过的长江、洪泽湖、汴河三个地方，水位高低是不一样的。当长江起潮时，江水向北注入运河；落潮时，运河的水从北注入长江。

水势的变化时而让运河水满，时而让运河河底朝天，这给漕运船舶带来不少麻烦。为了让水位保持平稳，不影响航行，历代王朝就使用了“围堰”的办法。围堰将水流一段一段地截开，船舶在其中航行就不用担心水位的不确定的。但是，船舶航行到围堰时，就必须把船拖过去。

漕运的情况

把船舶拖过围堰，这只能在船小的情况下才成立。即使这样，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、畜力。而且，这些人员与牲畜一路上都要跟着船舶，所消耗的粮草就难以计数。如果船舶很大，那么根本没有办法从围堰上拖过去。这时就需要有其他船舶在围堰的另一侧接应，把粮食搬运过去，这个方法就是“转般法”，是北宋初年漕运采用的老办法。每年通过运河北上的粮食就有数百万石，运输的船舶都十分庞大。所以，转般法是很必要的做法。

当然，“转般法”也存在弊端。一是货物装卸搬运十分麻烦，延缓了运输效率。二是转般法需要建立中转站点，配套的人员相当多，这对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。

“转般法”被放弃

北宋朝廷觉得转般法不行，于是作了两方面的改变，一是技术上的，二是制度上的。

在技术上，北宋拆除围堰，改为水闸。有了水闸，水流大小及水位高低可以自主调整。有船舶行至水闸处，就开放闸门，将两侧的水位调成一致，船舶就可以平稳地通过闸口，进入下一个河道。

在制度上，北宋实行了直达法。这一方法要求船舶直接从出发点开到京城，中途不需要中转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裁撤转般法所需的中转点。此外，由于水闸的建成，直达法在技术上显得比较可行。

然而“转般法”自有其优点，而且优点远大于缺点。“直达法”表面看很合理，实际上危机重重。北宋朝廷没有细加审视，终于酿成大患……

徒有虚表的“直达法”

北宋朝廷认为直达法能够航行效率，所以大力推行。但是，这一新方法违背自然规律，即破坏了运河的蓄水功能。

当初在实行“转般法”时，船舶每经过一个闸口，要遵守一个严格的制度，即三日一放闸。这个制度规定：漕运船舶要过闸口时，要等满艘船，才能开闸放水通航；如果等不满艘船，就必须等满三天后才放水通航。做出这样规定原因是：运河水并不充沛，需要时间积累。比如扬州以北的一段运河，河水来自长江，但只有等到长江涨潮水位抬高时，才会有长江水流入。在长江落潮时，这段运河就几近干涸。为了保证通航，各个闸口都要趁着长江涨潮，把江水攒起来，如果没有三天时间，可能就攒不到足够的水量。

然而，“直达法”实行后，各地进京的船舶不能在路上耽误时间。如果遇到水闸，押运人员就仗着皇命要求开闸放行，守闸的人不敢违抗。于是只要有船来，就会打开闸门。这样一来，闸门开合变得没有秩序，运河的水量也就累积不起来。最后造成运河断水，船舶搁浅的情况。

所以，直达法名为直达，实则直堵。这就是不遵守自然规律的结果。

“转般法”被破坏的直接原因

要说古人不懂得自然规律，那真是小看他们了。水闸的建造、开闸制度的设置，都体现了宋人出色的智慧。而破坏智慧最有力的东西——就是人的欲望。一个叫胡师文的人，为了升官，就把这一制度搞垮了……

京城达官显贵众多，开支就大，迫使北宋朝廷想办法收钱。在实行“转般法”时，会在各个转漕点设置仓库，负责对进京货物的调度。在货物价格贵时少收，贱时多收；丰收地区多收，欠收地区少收，从而在整体上保证一定的库存，确保对京城的供应。所以在转漕仓库中，总会有一笔用来周转的资金，专门用于货物收购的周转。

本来这个周转资金的设置十分巧妙，维系了整个漕运的运作，还被南宋学者吕祖谦称赞为：本朝之良法。

但是，转般良法，因为一个人的升官欲望而被破坏殆尽，这个人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胡师文。他是东南地区的发运使，是朝廷派来专门负责漕运的。他瞄准了朝廷缺钱的急所，把东南地区的周转资金谎称为羡余，全部上交给了朝廷，假装是自己的税收功劳。实际上，这资金根本不是羡余，反而是维系转般制度的必需品。没有了这笔钱，各地漕运无法调度，很快陷入困境。但是，胡师文却用这几百万贯换得了一顶乌纱帽——户部侍郎。

“转般法”被破坏的间接原因

胡师文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破坏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，是因为是他背后站着一群凶悍的贼，贼后面又站着一个才艺卓越、治国无能的宋徽宗。

贼有六个，以蔡京为首，他们互相勾结，把持朝廷大事，史称北宋六贼。胡师文虽不在其列，却是圈子里的人——他是蔡京的姻亲。胡师文敢搬空转运资金，实际上是在执行蔡京的意图。

蔡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蔡京必须尽力搜刮钱财，用它孝敬给宋徽宗。宋徽宗治国无能，却颇能挥霍，蔡京的任务就是拼命想办法为他敛财。对漕运业务进行搜刮，早就是蔡京的计划了。

其实在宋徽宗登基之初，蔡京就推出“钞盐法”。即将盐从官营变为私营——商贾从官府购入盐引，垄断食盐的贸易与运输。起初，地方上派漕船进京时，会在回程时稍带运盐，从而获得一定收益。但是“钞盐法”实行后，只能空船返航。这一来，朝廷增加了一点收入，而盐商们大发其财，而地方政府少了一大块收入。

而地方政府既少了收入，又没有了周转资金，对漕运的积极性自然下降了。对此，蔡京等人毫不在乎，他只要讨得天子宋徽宗的欢心就可以了。

宋徽宗把国家大事交给奸臣们，自己悠哉游哉地画画写字，最终被金兵捉了俘虏，受尽了该受的耻辱。

漕运“变法”后的影响

由“转般法”变为“直达法”，给北宋朝廷的负面影响很大。

首先，受到冲击的是运河本身。

运河是人工河，没有自然水流进行冲刷，需要定期清淤。但清淤需要足够的人力与财力。之前，每道水闸都设有一个闸官和几十名闸丁，他们负责航道清理和水闸的开合。这部分人全国有十万人之多，依靠漕运带来的利益而生活。在转般法破坏后，他们的收入无从保证。特别进入冬季，漕运停止后，他们连饭都没得吃，不得不转行。长此以往，闸道失修，漏水严重，沙石淤积，河道变浅。

其次，受到冲击的是地方的州县。

北宋朝廷把漕运中的油水抽光，却把维护运河通畅的责任压给地方，各个州县只能加重对百姓的压榨。此外，在转般法下，一个地方收成不好，它的税赋可以由收成好的地方代为支出；在直达法下，一个地方收成再不好，税赋照收不误，各地之间无法调度。这样一来，地方经济纷纷陷入困境。商旅不盛，运河更无所用。

更严重的是，漕运在直达法之后，成了一笔亏本买卖。负责押送的漕民，在归来时已近破产，于是经常会发生劫掠其他漕船的事件。

北宋漕运的衰败结局

在北宋末年，金兵南下，扬州的绅民举城而逃。他们原以为金兵善于骑兵、不善于水战，所以纷纷乘船而走。可是，长江潮水一落，运河顿时见底。这些绅民被困在河底的淤泥里，动弹不得。

北宋灭亡后，南宋偏居临安，江淮之间成了战场，长江以北的运河就更没有人疏通清理了。南宋曾派遣使者北访，他路过大运河时，发现早年熙熙攘攘的航道只能通行一些小船；运河淤塞严重，有的河道甚至已经变成田地，种上了庄稼……

结语

北宋初期，国力强盛，航行于大运河上的船只体积巨大，装载五、六万斤粮食的大船寻常可见。在漕运制度上，北宋初期实行“转般法”，形成了朝廷与州县共赢、官府与百姓互利的局面。但是，到了北宋后期，朝廷涸泽而渔，实行了“钞盐法”，把盐利全部集中到朝廷手中；又把地方上用以周转的资金抽走，将“转般法”改成“直达法”。受此影响，地方政府不堪重负，对大运河也就疏于清理，使其渐渐堵塞。

要说运河发生这样的变化，根本可能还是在宋朝的制度上。宋朝是赵匡胤篡夺北周政权而建立的，为了防止自己的成功被大臣们效仿，他扩充朝廷中枢的权限，削弱地方州县的权力。这一自私的立国思想，让大运河成了后世皇帝向各地发兵派官，向各地收缴财物的通道……

参考资料：《水经注》《旧唐书》《宋史》《续资治通鉴》《唐宋帝国与运河》《宋代惠民河考》